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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明在浙江大學中文系演講 ——我曾經想寫的五本書
2020-10-16 00:00:00

尊敬的胡可先老師、吳秀明老師、各位學弟學妹,大家好:

今天回到中文系課堂作一個正式的講座,我有些誠惶誠恐,也有一種三十多年前剛剛進入大學上學時的感覺。剛剛胡老師談到,一旦進入中文系,一生都是中文人。確實是這樣,我們這些浙大中文系畢業做企業的,跟杭州其他的企業家有些不同。

今天,我的題目是“我曾經想寫的五本書”。這五本書至今尚未寫成,都只是夢想而已,所以大家聽聽笑笑,用不著太認真。我們讀書的時候,是一個物資短缺的年代,跟今天在座諸位應有盡有的現狀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進入大學后學到的東西,都有一個相對匱乏到無限豐富的過程。通向世界的閘門剛剛打開,從歐美翻譯的新書每天都會潮水般涌來,沒有人告訴我們怎么去選擇。我們的思想已經太饑餓了,幾乎是什么新鮮看什么,逮到什么看什么,新華書店的吸引力遠遠超過了圖書館。那時候,我們沒有別的想法,社會也比較單純,從來沒想過未來還可以去做與中文沒有關系的事情。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是真心想做學問。老師也特別喜歡跟我們交流。大家經常到老師家里去討論問題。我經常去兩位老師家,一位是陳堅老師,一位是王林祥(王元驤)老師。吳秀明老師當時是我們班主任,住得離我們宿舍很近,我們也經常去他家。王林祥老師特別喜歡和我們爭論,爭論成為了一種學習方式,大家在爭論過程中確實產生了很多火花。導致現在,雖然我已年過半百,想法還是特別多。


第一本書:中國新文學運動文藝思想探源


大家看到的這張照片是讓·皮亞杰的雕像,前年我在日內瓦的大學散步時拍的。皮亞杰是一位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當年他寫的一本很小的小冊子《發生認識論原理》,對我的影響非常深刻。他研究兒童的思維方式是怎么發生的,又如何固定下來成為“范式”。我們一直說學校的教育目的不在于灌輸了多少知識,現在知識的獲取已經非常方便,能讓學生創造一種“范式”,獲得處理知識的最強大的能力才是至關重要的。那一天黃昏走到這個雕像之前,一看是皮亞杰,突然覺得遇見了一位故人。

大學時代,還有一位對我影響很大的人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王林祥老師似乎對他不怎么感冒。我們進大學以前完全是一張白紙,所以看到弗洛伊德很新奇,特別喜歡。王老師是把馬克思主義美學詮釋得特別好的一位教授,我個人認為他是講馬克思主義美學的第一人,把整個理論體系講得非常圓滿。特別是把“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講得出神入化。但是,對于“什么是人的本質力量”,他感覺我有些懷疑。我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睡懶覺的習慣,為了吃早飯上課就要遲到,不吃早飯連上三節課又餓得吃不消。王老師就經常和我們各種斗智斗勇,上課時只要我不在就點名。我上課的時候喜歡在筆記本上畫小人,課間休息的時候,他也在我的筆記本上畫畫。我畫長頭發的,他就畫光頭,反正都是反著來,然后在畫的旁邊寫一句:“弗洛伊德研究得怎么樣?“我們就這樣結成了一種非常奇妙的師生關系。有一次我們幾位同學課間溜出去吃早飯,被他發現了,他說要期中考試。考什么呢?什么都不考,就是把筆記本收上來,在筆記本上打分。我們的筆記本是空白的,所以只能是零分。到了晚上,王老師來到我們寢室里。我正躺在上鋪看書,王老師說,你不用下來,現在給你補考,用兩個字來區分美和崇高。我答不上來,于是這次期中考試就真的成了零分。當然,這次特殊的期中考試沒有記到最后的學期成績里。那個時候的老師是非常開放的,把我們學生完全當作知心朋友一樣來溝通。因為逆反心理的緣故,我看弗洛伊德的書非常得多。本科快畢業的時候,曾經想寫關于弗洛伊德對當代中國文學影響的論文。那時候,確實不只我們大學生喜歡《夢的解析》,很多作家都受他的影響,寫夢,寫一些象征的東西。我有一次和陳堅老師討論過這方面的話題。陳堅老師是一位學識淵博而且特別善良的教授,給我們的自由度很大。他認為現代文學的課程對我來說可能太簡單了,允許我不來聽課。文學界一直有關于曹禺剽竊的話題,有一次我偶然接觸到,專門問陳堅老師借了兩本內部印刷的參考資料,因為這讓我想到了皮亞杰。五四以后,第一代白話文作家奉行拿來主義,有人說是抄襲。我想到皮亞杰關于兒童期的認知的研究可能對這個題目有所幫助。當時的新文學運動,是一批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完全厭倦了傳統的文學樣式,對西方文學有一個生吞活剝的簡單借鑒的階段,這是一個發生認識的問題,有一個重新塑造“范式”的過程。陳老師聽后鼓勵我寫這個。于是,我的大學畢業論文就寫了《曹禺的戲劇藝術思維》。陳堅老師把這篇文章拿給錢谷融教授看。錢教授看后說,這個方向很好,“是會引起轟動的”,應該把它寫下去。陳老師希望我考他的研究生,把這個課題做下去。問題是我的英語很爛,我覺得可能考不上研究生。同時,工作對我吸引力很大。但是很多年,心里還想著這本書,書名應該叫《中國新文學運動文藝思想探源》之類的,卻一直沒法動手了。后來,陳老師把這篇文章做了刪節、修改和大量的完善補充,發表在《文藝理論研究》上。


第二本書:當代藝術想干嘛?


我88年畢業,改革開放的高潮期隨后到來。這個時候,社會非常活躍,尤其到90年代,商品逐步豐富起來,各種各樣的機會都出現了。在茶館和餐廳,大家都在談論賺錢的事情。我92年停薪留職,93年正式下海,到9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原始積累。我參與到經濟大潮里,但是總覺得還是要做點文化上的事情。這張圖片是上海頂層畫廊,90年代末籌備,2000年在上海先施大廈12樓開的一家畫廊,當時是上海很著名的“看得見風景的房間”。我大學期間結識的文學評論家吳亮,已經很久沒有寫文學評論了,他的興趣轉向了當代藝術。碰巧我也對當代藝術很關注。我們一起做了頂層畫廊,后來我又辦了一本《頂層》雜志。我們的頂層畫廊是美領館、英領館的文化教育機構經常搞活動的地方。畫廊的設計師是當時在同濟大學讀建筑博士的王澍。王澍后來獲得了建筑界的諾貝爾獎“普利茲克建筑獎”。他得獎后,全國各地建筑系的學生都跑到上海去找這家畫廊。但是,這家畫廊已經被房東給拆掉了。房東非常后悔,因為前后就相差了幾個月的時間。在與形形色色的當代藝術家接觸的過程中,我有了寫另外一本書的想法。想寫一寫,當代藝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為什么會變成這個樣子?這么難看?這么讓人看不懂?我發現當時中國的很多藝術批評家要么天真地想把當代藝術納入經典美學的框架里,要么全是神神道道、語焉不詳的夢囈。我覺得我身經的社會經濟的巨變和藝術樣式的異形發展是有內在聯系的。這是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導人民”,我們的中學課本里就有這幅畫。這幅畫雖然是浪漫主義的作品,但預示著一個革命時代的到來。革命和創新不僅僅是藝術的主題,也是整個世界未來幾百年的主題。以前,世界500年甚至1000年都沒有什么變化,這幅畫誕生后,變化持續加速。現在一年的GDP,超過文藝復興前一千多年的GDP的總和。這幅畫,無論它的畫法、題材以及對神圣經典的態度,都預示著時代要發生根本的改變。這是德拉克洛瓦根據拜倫的長詩創作的“撒丹納巴勒斯之死”,表現了亞敘王的最后一個暴君,在被敵人包圍的時候把自己宮廷里所有的寵姬、馬、仆從全部殺光,一把火燒掉,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在這里,它的表達方式,跟以前表現悲劇的方法完全不一樣,變成了一次視覺的暴動,色彩的屠殺。這也預示著人類社會的組合方式、互相之間的關系已經不一樣了,包括對財富、暴力和性等等的態度也已經完全不一樣了。當時,我就想從德拉克洛瓦開始,按照這條變革、創新的主線去探索,看能不能寫一本當代藝術的書。

印象時代結束后,藝術如果不響應革命,這個畫家可能就混不下去。二戰以后,“創新“漸漸代替了“革命”這個主題,但事實上,當代藝術的創新比革命還革命。用極簡主義藝術家代表人物唐納德·賈德的話來說,“藝術應該抵抗一切所謂的經典。一切經典,包括將要出現的經典都要被顛覆。“現代藝術這一百多年,就是一個整體的顛覆過程。大家看德·庫寧的女人畫已經不像女人,只剩下純粹的痛苦和憤怒。到今天,嘲諷一切變成了藝術的基本態度。杜尚隨便撿了一個小便斗放到展覽館里面,開了肆意嘲諷的先河。今天這個時代,都是一些以創新為使命的人——包括此刻大家耳熟能詳的喬布斯、馬斯克——在充分展示自己,他們的手變成了“上帝之手”,使我們整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想,如果要對各位小學弟、學妹說些什么的話,那就是要順應創新這個歷史潮流,要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不要過早地形成傳統的“范式”。無論你看得慣看不慣,這樣一個時代的精神一定會體現在藝術領域,也會體現在各位的人生價值中。


第三本書:關于人性的小說


我們讀中文系的時候,絕大數同學都有一個作家夢。我也是一樣,因為有了作家夢,才報考了杭大中文系。這張PPT上的是我同年級新聞班的同學楊紹斌,從錢江晚報出來后,到我這成立了一個通策文化公司,和人民日報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幾本書,莫言、賈平凹、余華和蘇童的散文集。我也因此,和這幾位文學家熟識。曾經的作家夢再次生發,于是想著寫一本小說。我從中文系畢業之后的這30年,社會的變化太大了。我構思的小說,開頭是一位已經比較成功的商人,因為有關部門要調查他,跑到了香港。他的妻子、幾位情人一方面想盡一切辦法要幫他解脫困境,一方面又面臨著財產的爭奪、企業的經營等多種問題。當然,三十年的創業史、社會的發展史是最重要的主線。我和幾位作家朋友談了這個構思,他們認為肯定會非常精彩,也鼓勵我寫出來。但事實上,我只字未動。這個故事,讓我眼前出現了兩條曲線。一條是三十年社會文化和價值觀變化的曲線,另一條是我們這些有人文底色的人,內心當中的一些沖動的軌跡。我對中國傳統文化是抱批評的態度的。我們的文化根基里面,尤其是思想“范式”里邊有大量有毒的東西。今天,中國社會爾虞我詐,與我們的文化基因脫不了干系。自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人形成一種基本的文化態度,即“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儒是表面,給大家看的。今天很多人在臺上振振有詞,但是他內心想的和他說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黃老哲學是成功哲學,為了成功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有人評價項羽,是個好人,毛主席就直接說他是個傻子。楚漢分界以后,項羽真的掉頭就走,以為大家都談好了。但是,劉邦背后一擊,把人杰送去做了鬼雄。今天從任何一個掌握權力與資源的人身上,我們幾乎都能看到“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影子。口號可以喊得很響,謀事一定在密室。我個人比較喜歡墨子的“尚賢、非攻、兼愛”,這是一種真正理想主義的道德思想。但是歷史已經證明這是一種空想。南懷瑾先生說“儒為表,道為心,佛為骨”,“進則儒,退則道,隱則佛”,大家認為一個人真能把儒釋道都統一起來嗎?明明是人們在應付不同境遇時的不同工具而已。我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學問本身,而是對這種文化的基因持批判的態度。對我們行為的“范式”以及做事的時候思維的“范式”,我持批判的態度或者說批判比贊同更多一些。我們的文化基因里面已經給了表里不一,爾虞我詐,為了成功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充足的理由。


第四本書:關于佛學的書


2010年之后的三年,我大量的閱讀,主要是《資治通鑒》和佛經。我不是一個純粹的佛教徒。但是,當你碰到困難,尤其是面對苦厄的時候,自然而然會想起佛教來。我是把人類最殘忍的一本書《資治通鑒》和佛學摻雜著一起來看的。當時想寫一本佛教的書,探究一下佛教傳入中國后,為什么到了現在這個樣子。后來,我發現不能只看佛教進入中國之后的這一段,還要看之前印度教、婆羅門教的。這次我是真的動手了,做了很多的摘要,筆記做了十幾萬字。原始的佛教,釋迦牟尼所講的“四圣諦、三法印”,“三世因緣、六道輪回”,他的主要理論里面有一個互相矛盾的東西,也就是諸法無我的“我”和“三世因緣、六道輪回”的主體之間的矛盾。如果說沒有“我”也就沒有輪回的主體。如果說有“我”,那么“諸法無我”的基本理論就是錯的。當他講的時候,沒有人質疑。等到他佛滅之后,大家想要把事情弄清楚,想要更多的去理解佛陀的時候,發現了這個問題,后來就解釋不清楚了。到底法我之間是什么關系,“法有我有”,“法無我有”,“法無我無”等等。我想順著這個脈絡去梳理下,每個時代不同的需求,以及產生的這么多的苦厄,如何改變了佛學思想在中國傳播的方向。另外,我也想搞清楚巫術和佛教的關系。兩年前,我父親去世讓我對中國的佛教有了更深的認識,真正能抓住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內心的不是佛法,而是巫術。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學佛和學易都需要人生的積累、世道的拓展。等各位年歲漸長,入世漸深,變故多了,自然會明白的。


第五本書:關于管理的書


最后,我也想寫一本管理的書。如果我們的價值觀是可變的話,我們總是能找到理由做任何事情,說假話可以心不跳、臉不紅。總是能給自己找到“正義”和“價值”。這是我們個人發展當中非常嚴重的問題。公司也是一樣,管理的問題直面的就是人性的問題。德魯克講由使命和價值觀開始做一家企業、管理一個組織的時候,中國人可能會發笑,這算什么呀?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講價值觀,德魯克是小學生。但是,我們有一句諺語,叫作“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這樣的管理課題,恐怕德魯克是無法想象的。圖中這個編鐘,是我和我們公司的藝術家張隆創作的。這個藝術品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展出。它是一個古老的青銅樂器,等級和權力的象征,加上可口可樂這個LOGO,大家看是不是沒有什么違和感?這幾乎是一種互相雕刻的狀態。我們今天的價值觀體系,就是這樣一種互相雕刻和塑造的狀態。

人生是一條河流,我們不知道最終會走到哪里,除了死亡。確實,在杭大中文系讀書的時候,我完全不知道今天會怎么樣。一路走來,在每一個岔路口,都會被迫做選擇。這種選擇,有我在中文系讀的書潛移默化的影響,但是我想說,知識不重要,不就是學習嘛。人生不是學習出來的,而是選擇出來的。但是大家又要盡量多地學些東西,盡量多地獨立思考,同時把這些知識融會貫通。因為選擇大不易,我想用我自己的體會,將佛家從煩惱的此岸度到覺悟的彼岸的六個方法送給大家。第一是布施,一定要認真思考,什么是你能給別人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第二是持戒,要有能力管理自己。第三是忍辱,世界不一定會很理解你,甚至有時候你自己也不是很理解自己,所以對一些不平要能夠忍耐。然后是精進,任何事情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然后是禪定,無論面對什么,內心一定要鎮定。最后,祝大家都能達到圓融的境界。(2020年9月20日在浙江大學中文系講)



呂建明先生簡介


通策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浙江大學校董、杭州浙江大學校友會會長。

1984至1988年就讀于浙江大學(原杭州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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